薛宝银生辰，贾母命凤姐办酒戏热闹。酒阑戏散，史湘云心直口快，说宴席的小旦长得“倒像林姐姐的模样”。宝玉怕黛玉着恼，为了免生嫌，从中调停。不料两面不讨好，吃了夹板气。从黛玉那儿出来，越想越无趣，回到屋里无端抢白了袭人一顿，倒把白天听的曲文里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的话拿来安在自己身上。这是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二回“听曲文宝玉悟禅机”的故事。

其实，人之一生，“赤条条来”固是事实，“赤条条去”却不符中国的国情。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实行“天葬”外，传统习俗，人死以后，天子王侯锦绣绫罗、金缕玉衣且不说，就是平民百姓甚至奴婢仆役，也是力求穿戴整齐，至少不弄得一丝不挂，才入土为安的。

墨子反对厚验，主张节葬，尚且说：“衣衾三领足以覆恶。“ (《墨子。节葬下》，毕沅注：“死者为人所恶，故云覆恶。”)可见中国人是断断不愿死者“赤条条去”的。直至今天，提倡火化，仍是如此。至于来去之间，为人一世，穿戴服饰，更是一个大问题。

自古吃饭和穿衣并提。从我们的习惯用语看，似乎比较俗的说法，“吃”都在“穿”前。比如老百姓要求“吃饱着暖”，浪荡子则醉心于“吃着嫖赌”，不嫖不赌的庸夫俗子们，也每每信奉“人生在世，吃穿二字*的享乐主义信条，《三国志平话》也说：”孙坚言唯们是猫狗之徒，饭囊衣架。”而比较雅的说法，“衣”却都在“食”前。”衣食住行”，衣居其首。

同样表述人的基本需求，用的是“温饱“二字。《琵琶记》二十二出：“你不嫁呵，你身衣口食，怎生区处？”连翻译佛经，也是先穿后吃，谓之日“衣钵“。这种用词雅俗在语序上反映的观念侧重点的变化，我们切莫等闲放过了。细加剖析，“吃着”之序，较多地反映了人作为生物个体的需要；“衣食“之序，则较多地反映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需要。

鲁迅在《故事新编·起死》里，根据《庄子·室乐》的一段记载，发挥出一篇嬉笑怒骂的游戏文字来。说是庄子去楚国途中见一髅，夜半髅入梦，庄子施展道法，请司命大神给码髅复形还魂，不想给自己惹出了麻烦。司命用鞭向臀髅一指，只见火光一道，地上就跳起一个三十多岁的赤条条汉子来。原来这是个距庄子五百多年前股纣王时的人，探亲路上，被断路强盗闷棍打死在此。事隔五百年，身上衣服即使未被强姿剥掉，也早就烂尽了。这汉子如同大梦初醒，用拳头揉了一通眼睛，定了定神，看见了庄子，打了个招呼。

庄子——(微笑着走近去，看定他，)你是怎么的？

汉子——哎哎，睡着了。你是怎么的？（向两边看，叫了起来）

啊呀，我的包裹和伞呢？(向自己的身上看)

啊牙呀，我的衣服咒？(蹲了下去。)

他不见了包裹和伞，固然吃惊，还只叫了一声“啊呀”；而发现自己光着身子时，那吃惊就非同小可了，不但连声叫“啊呀呀”，还连忙“蹲了下去”。此时，寻找包裹和伞业已降到第二位，头等大事，乃是身上先要有穿的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对当时当地的赤身汉子来说，急需穿衣，并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他感到丢人，要遮羞。

人是什么时候穿上衣服的？

据《圣经》里说，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，让他们住在伊甸园内，虽然都是赤身裸体，可是他们对两性区别懵然无知，因而也不知羞耻，不幸被魔鬼引诱吃了禁果，萌生了性意识，这才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，来到这罪恶的世间，成了繁殖人类的祖先，也从此穿起了衣服，以赤身为耻了。这是西方的传说。

查我国的古书，没有那么罗曼蒂克的故事。《墨子。辞过》说：“古之民未知为衣服。”后来经“圣王”定下了“衣服之法”，人才穿上了衣服，目的在于“适身体，和肌肤”。

墨子注重实际，他谈到衣服时强调的，是实用意义的一面。所以他在《兼爱下》篇里提倡国君要有兼爱之心，看到万民“冻馁转死沟壑中”，要能“饥即食之，寒即衣之“。

而班固在总结今文经学的《白虎通义》里却这样解释“衣裳”，“衣者隐也，裳者郵也，所以隐形自郵闭也。”他用音训法解释字义，认为衣裳的作用是把肉体遮蔽起来，所强调的是服饰伦理意义的一面。

《释名·释衣服》则来个折衷，说：“上日衣，衣，依也，人所依以庇寒也；下日裳，裳，障也，所以自障蔽也。”谈到上衣时，强调了衣服御寒防晒的实用功能；谈到下袋时，又强调了衣服换形遮羞的伦理功能。我们不妨设想，那个被司命大神救活过来的汉子如果只是光着上身，还有一条裤衩，他大约还不至于急忙蹲了下来的。

《墨子》所说的定“衣服之法”的“圣王”是谁呢？他没有说。但《庄子·盗跖》和《商君书·画策》说神农之世就已“耕而食，织面衣”了，古人又把炎帝称为神农氏；《易经·系辞下》则说：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”

《世本·作》篇进而举出黄帝的臣子胡曹和伯余是最初制作衣服的人。汉族——古代的华夏族，自称炎黄子孙，他们喜欢把事物的发明权归到自己最崇敬的始祖名下。证之地下考古，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，已发现为数众多的石制、陶制纺轮，有的陶器底部印着麻布纹，可证当时确有“垂衣裳”之事了。

衣服的实用功能是衣服的基本功能。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·长利》记了一个故事：一个名叫戎夷的士从齐国到鲁国去，没赶到，城门闭了，天气正好大冷，他只好和一个弟子宿在城门外。夜深了，愈来愈冷，两个人都有冻死的危险。戎夷对弟子说：“你把衣服给我，我就活了，我把衣服绐你，你就活了。我是国士，要为天下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你是个没什么德才的人，死了不可惜。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吧。”弟子说：“没德才的人，又怎能把衣服给国士穿呢？”戎夷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唤，大道理不顶用啊！”就把衣服脱下来，给了弟子，自己斗夜就冻死了。戎爽的思路很实际，行为也很无私，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，衣服的实用意义和伦理意义不熊两全，他宁可自己素身冻死，保全了弟子的生命。

回过头来，我们看看鲁迅《起死》中塑造的庄子形象。当那死了五百年复活过来的汉子缠住庄子要衣服的时候，庄子发了一通议论：“衣服是可有可无的，也许是有衣服对，也许是没有农服对。鸟有羽，兽有毛，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。此所谓‘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'，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，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既对呢？”

汉子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反而听了这一番诡辩，他被激怒了，不禁骂道：“放你妈的屁！”直到要剥庄子的道袍时，庄子才说，“我这回要去见楚王，不穿袍子，不行，脱了小衫，光穿一件袍子，也不行。”可见，“齐物我、齐是非”的庄子，只要活在社会上，就终究跳不出服饰的伦理意义的是非。